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头条创作挑战赛
一、
1943年初夏，重庆的街头巷尾沐浴在明媚的五月阳光下。经过多日跋涉，一位年轻人终于抵达这座被称为“陪都”的城市——重庆。他名叫查良镛，后来他拆开“镛”字，化名为“金庸”，成为日后武侠文学的巨匠。
而在重庆北碚，曾策划中国版“敦刻尔克”——宜昌大撤退的卢作孚，不仅全力打造他引以为傲的民生轮船事业，还筹划着创建一家名为“民安”的保险公司。卢作孚认为，这家保险公司应以保障人民物资安全为己任，因此命名为“民安产物保险公司”。1943年11月，民安保险正式开业，卢作孚担任董事长。
此后，民安保险经历了风风雨雨，历经数十载波折。如今，作为中国四大国有保险集团之一的太平保险，正是从这家公司发展而来。
展开剩余90%与此同时，距离北碚一江之隔的江边小镇悦来，一名少年每天往返家与青年会中学的路途，总是先行走过五里长的嘉陵江岸线。这条路前半段绕过几座起伏的山丘，穿行在蜿蜒盘旋的山路上，最终才抵达江边，踏上细软的沙滩继续前行。两年后，这名少年与家人迁回南京，1950年5月，又随父母辗转来到台湾。他晚年写下了著名诗作《乡愁》，这位少年便是余光中。
镜头回转至1943年初夏的重庆市区。蒋介石和宋美龄夫妇在鹅岭的飞阁内避暑，站在这座高耸的楼阁外，初夏的空气清新透亮，放眼望去，重庆两江四岸的美景尽收眼底。夜幕降临时，江畔灯火辉煌，点点星光映照着这座战时陪都的繁华与坚韧。
当天，他们特意邀请了美国的史迪威将军来访，以感谢他和陈纳德将军领导的飞虎队，在这几年对中国抗战作出的重要贡献。
而不远处的两路口，宋美龄的二姐宋庆龄的住所灯火通明，一场为赈济河南大水灾举办的“国际足球赈灾义赛”正紧锣密鼓地筹备着。参与的有“泸星”、“东平”、“英联”、“韩青”等多支中外足球队伍。
这幢三层小洋楼不仅是宋庆龄战时救济与儿童保育的指挥中心，也成为了她联络马海德、史沫特莱、斯诺、艾黎等国际友人的基地。
然而，国际社会的交往不全是友好。戴笠，这位整天奔波于重庆各处的特务头子，正乘坐专车，夜色中从歌乐山的“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”——俗称“渣滓洞”返回渝中区曾家岩的住所。该所是美蒋联合成立的特务机关，戴笠任主任。
而在戴公馆不远，坐落着周恩来在重庆的主要居所——周公馆。
历史的车轮在这里交汇，风云变幻，命运如江水般汇聚于1943年的重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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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
1943年，金庸考取了国立中央政治学校，迈入大学校门后，他便专注于学业，胸怀“学而优则仕”的理想，这也是中国文人几千年来常走的仕途之路，金庸亦不例外。
然而，这位非凡的年轻人注定不同寻常。入学不过一年左右，因仗义执言、打抱不平，约在1944年深秋，金庸被学校开除，他梦想中的外交官生涯戛然而止。
失学后的金庸既愤怒又失落，孤身一人在千里之外，前路茫茫。幸运的是，他的表兄伸出援手，帮助他进入位于重庆两路口的国立中央图书馆工作。此馆后来成为重庆解放后著名的重庆图书馆所在地。
中国可能因此失去了一名杰出的外交家，但世界却因金庸的笔下江湖而拥有了一代武侠文学大师。
同在渝中区，中央银行大厦内，民国财政部长兼中央银行行长孔祥熙愁眉不展。市场物价飞涨，民生困顿日益严重，民间怨声载道。
1943年下半年爆发的“美元公债舞弊案”，更使孔祥熙夫妇如坐针毡。与此同时，中央银行造币厂堆积如山的纸币，无法抑制通胀，只使百姓生活更为艰难。
造币厂位于鹅岭，多年后因一部电影，这里被全国知晓，成为了一个网红景点。
而宋氏三姐妹，作为那个时代的风云人物，在重庆各自忙碌着。她们聚少离多，谁也没想到，1944年7月9日，宋霭龄和宋美龄一同乘机前往巴西，宋庆龄前往机场送行，竟成为三人最后一次相聚。
自陪都定于重庆，作为西南大后方，许多外地企业、银行纷纷迁入，使重庆经济金融迅速发展。重庆的银行总行占全国15%，主要集中于以打铜街为中心的朝天门地区，这里成了当时名副其实的“中国华尔街”。
随着“四行二局”落户，外资及外地银行大量进驻，重庆本地银行钱庄也借势崛起，形成了国有银行、外资银行、外地银行和本地银行并立的格局。
其中，聚兴诚银行作为西部民族资本首家银行，美丰银行则为第一家中外合资银行，均为川帮银行中最具实力与信誉的全国性商业银行。
然而，尽管看似繁荣，聚兴诚和美丰银行今年均遇困境。美丰银行老板康心如因黄金交易亏损惨重；聚兴诚银行因家族内部政治分歧，管理混乱，业务受阻。
重庆民族金融业的繁荣背后，暗藏着危机。
但这些纷扰对普通百姓而言，似乎远在天边。眼下，他们更多面对的，是日军持续的空袭与轰炸。
重庆人的性格如同这座山城，坚韧不拔，抗争到底。哪里有不公与压迫，哪里便有他们的反抗。
为了抗击空袭，国民政府组建了由美军志愿者组成的“飞虎队”，他们驻守在白市驿机场，肩负重庆上空防御任务。陈纳德将军刚参加完蒋介石夫妇的晚宴，便回到沙坪坝的空军基地继续指挥作战。
正如电影《无问西东》所展现，美军不仅在云南训练中国空军飞行员，白市驿基地也聚集了许多满怀爱国热忱的青年士兵。
但尽管付出巨大努力，中日空战力量仍极为悬殊。从1938年到1943年，中国空军配合美军，用寥寥无几的战机频繁迎战日本空军。
蒋介石在南山官邸指挥抗战，感慨地说：“我军每架驱逐机每日要与敌军五倍以上兵力作战，持续数小时，损失惨重。”
中国空军主要筹备人宋美龄闻讯泪流满面。
这些年轻战士在亲友们的祈祷中出征，常常归于悲伤的哭泣与无声的哀悼。
尽管国民政府已疲于应付战事，但1942年至1943年间，重庆的白色恐怖却日益加剧。
在这样的环境下，反倒激发了未来的希望之光。
位于重庆市中心的《新华日报》印刷处灯火通明，年轻编辑们奋笔疾书。
这里也是周恩来、董必武等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与地下党同志，及进步青年的联络和策划基地，接待陪都各界人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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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
历史有时喜欢开玩笑，曾以暗杀与恐怖闻名的特务头目戴笠，于1946年离开重庆不久，因飞机失事意外身亡。
他在重庆留下的“杰作”——中美合作所“渣滓洞”监狱，最终在1949年重庆解放前夕被摧毁。
抗战结束后，宋氏三姐妹各自命运迥异。宋美龄返回南京，最终在解放战争末期辗转四川重庆，最后逃往台湾。
二姐宋庆龄始终活跃于民族统一战线的最前沿。
而大姐宋霭龄，热衷于财富，1947年前往美国，三姐妹此后再无重聚。
她们的故事，正是那个时代历史无奈的写照，终成散落天涯的传奇。
留守重庆的卢作孚，对国民政府腐败日益失望，辞去官职，专注发展民生公司。
新中国成立后，1952年民生轮船完成公私合营改造。
重庆本地民族银行也命运各异。康心如的美丰银行因信赖国民党政府而资产被掏空，1950年4月破产停业。
这位金融巨头晚年未能左右命运，只能任时代洪流摆布。
而聚兴诚银行则蓬勃发展，1951年11月走上公私合营之路，结束了34年的历史。
在台湾，童年时代在悦来留下深刻记忆的余光中，中年时怀着对祖国大陆的思念，于44岁写下《乡愁》：“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，我在这头，大陆在那头。”
另一名文人，在1945年离开重庆后辗转多地，最终定居香港，创办了报纸《大公报》，书写了许多中国人心中的武侠梦，“飞雪连天射白鹿，笑书神侠倚碧鸳”。
1943年的重庆，是风云激荡的汇聚点。这座临时的战时陪都，成千上万的人们的故事在这里交织，大人物与普通人，高尚者与腐败者，勇敢者与懦弱者，都曾在这里相聚。
这段陪都旧时光，蕴藏着无数值得铭记的人与事，那些刻在历史建筑里的岁月痕迹，值得我们深切缅怀与纪念。谨以此文，聊表寸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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